DESTINY-Breast11（DB-11）研究不仅证实了T-DXd-THP方案在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新辅助治疗中“快速起效、持续深化”的强效特征，其最新的MRI探索性分析更直击临床焦点——如何利用早期影像预测pCR以指导决策？2026年ESMO大会报道的数据显示，治疗中期MRI达到完全缓解（CR）预示极高pCR率（阳性预测值90.2%）。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吴炅教授在《肿瘤瞭望》的受邀点评中指出，得益于T-DXd等强效、安全性良好的新型药物涌现，新辅助治疗正迈向“精准评估＋强效药物”的个体化时代，在超声、MRI等传统评估手段的基础上，未来结合ctDNA、基因组学及影像活检等多元手段，有望为真正助力患者安全实现早期治疗的“加减法”。
编者按：DESTINY-Breast11（DB-11）研究不仅证实了T-DXd-THP方案在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新辅助治疗中“快速起效、持续深化”的强效特征，其最新的MRI探索性分析更直击临床焦点——如何利用早期影像预测pCR以指导决策？2026年ESMO大会报道的数据显示，治疗中期MRI达到完全缓解（CR）预示极高pCR率（阳性预测值90.2%）。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吴炅教授在《肿瘤瞭望》的受邀点评中指出，得益于T-DXd等强效、安全性良好的新型药物涌现，新辅助治疗正迈向“精准评估＋强效药物”的个体化时代，在超声、MRI等传统评估手段的基础上，未来结合ctDNA、基因组学及影像活检等多元手段，有望为真正助力患者安全实现早期治疗的“加减法”。
新辅助治疗：从“提高疗效”到“预测疗效”
新辅助治疗已经成为早期HER2阳性乳腺癌提高手术转化、降低术后复发风险、提高治愈率的重要手段。在历经化疗、单靶、双靶新辅助治疗发展后，III期DB-11研究带来了更加强效的新辅助治疗方案——HER2 ADC联合双靶治疗。在2025年ESMO大会上报道的首期中期分析显示，与ddAC序贯THP（ddAC-THP）相比，T-DXd序贯THP（T-DXd-THP）可显著提高病理完全缓解率（pCR，定义：pT0/is ypN0）（67.3% vs 56.3%，P=0.003）[2]。目前，T-DXd-THP已获中国NMPA、美国FDA批准以及国内外指南推荐用于HER2阳性II期（高危）或III期乳腺癌患者的新辅助治疗。
在临床实践中，目前主要应用超声、核磁共振（MRI）等影像学检查，以及给予患者的症状、体征变化及治疗相关毒性、二次活检病理等进行早期评估。其中，乳腺癌MRI评估肿瘤反应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可分别达86.4%和96.8%，并且对判断疗效有一定价值，有研究显示MRI下，肿瘤同心圆式缩小与更高的pCR率显著相关，而碎片式退缩与病理结果的一致性最低，提示残留病灶风险更高[3-4]。多中心、自适应随机化I-SPY 2研究中，设置了一项利用MRI测量的功能肿瘤体积（FTV）变化来预测患者能否达到pCR的探索[5]，以此作为调整新辅助治疗方案的重要依据。
时隔一年，ESMO大会再次报道DB-11研究，此次公布的是基于乳腺MRI的肿瘤缓解探索性分析。由研究者在基线（新辅助治疗开始前）、治疗中期（完成4个周期T-DXd或ddAC后）、治疗结束（EoT，新辅助治疗结束后、手术前）三个时间点，按照RECIST 1.1标准进行MRI疗效评估。
新辅助治疗中期和结束时的MRI肿瘤缓解分析
研究者首先分析了治疗中期、治疗结束时的MRI肿瘤缓解情况。
快速起效：T-DXd治疗早期即展现积极影像学活性
在具有基线MRI的可评估患者中，完成4个周期T-DXd后即观察到明显的肿瘤缓解。治疗中期：T-DXd-THP组ORR相较于ddAC-THP组提高26.5%（77.3% vs 50.8%），CR率则达到ddAC组的5倍多（13.3% vs 2.6%）；且无论HR+还是HR-均显示了一致的早期积极肿瘤缓解。
△治疗中期的MRI-ORR
从肿瘤缩小幅度来看，T-DXd同样表现出更强的早期活性。治疗中期，T-DXd-THP组靶病灶直径总和的中位下降幅度为59.0%，ddAC-THP组为34.8%，两组相差24.2%。
持续深化：T-DXd带来的肿瘤缓解可持续至新辅助治疗“后程”
DB-11研究显示，T-DXd治疗中期的早期影像学优势在完成后续THP治疗后仍然延续。治疗结束时：T-DXd-THP组ORR相较于ddAC-THP组仍提高5.7%（92.9% vs 87.2%），CR率仍提高3.2%（27.8% vs 24.6%）；且无论HR+还是HR-均显示了一致的持续肿瘤缓解获益。
△治疗结束时的MRI-ORR
从肿瘤缩小幅度来看，治疗结束时T-DXd-THP组靶病灶直径总和的中位下降幅度达到80.8%，ddAC-THP组为74.4%，提高6.4%。而且与治疗中期相比：T-DXd-THP组肿瘤缩小幅度从59.0%进一步加深至80.8%；ddAC-THP组从34.8%进一步增加至74.4%。
表明后续THP治疗能够进一步增加两组患者的肿瘤缓解，但T-DXd-THP方案在治疗早期已经建立的优势仍保持到治疗结束。
上述MRI的疗效分析结果呈现出T-DXd-THP方案“早期起效快、后续反应持续加深”的治疗特征。T-DXd在完成4个周期后即可带来较高ORR和更深的肿瘤缩小，随后通过THP治疗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反应。需要注意的是，治疗中期时，两组均尚未启用THP，上述显著的缩瘤差异，来自T-DXd与ddAC的头对头对比，直观反映T-DXd前置给药可以带来更大幅度的肿瘤退缩，同时实现更高比例患者获得影像学缓解，可能是患者获得术后pCR的主要获益来源。因此，研究者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时间节点MRI肿瘤缓解与pCR的相关性。
新辅助治疗的MRI缓解与pCR相关性分析
研究者进一步分析了治疗中期、治疗结束时的MRI肿瘤缓解情况，与术后pCR的相关性，旨在为动态疗效评估和围手术期管理提供参考。
治疗中期：MRI完全缓解提示较高的pCR可能性
在治疗中期，MRI达到CR的患者中，T-DXd-THP组有90.2%最终达到pCR，ddAC-THP组为87.5%，两组的阳性预测值（PPV）分别为90.2%和87.5%，表明经过4个周期T-DXd后已经达到MRI完全缓解的患者，大多数最终能够获得pCR，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早期疗效信号。
△治疗中期的MRI肿瘤缓解用于预测pCR
需注意的是，在MRI评估为非CR/PR的患者中，T-DXd-THP组和ddAC-THP组仍分别有54.3%和41.6%的患者最终达到pCR，表明T-DXd的早期治疗获益可能持续延长，MRI评估非CR/PR的患者仍有可能获得pCR。因此，早期MRI缓解用于预测pCR的敏感性不高（17.9% vs 3.9%），但特异性较高（96.1% vs 99.3%）。
治疗结束时：MRI缓解与pCR的关联进一步增强
完成全部新辅助治疗后，MRI缓解与pCR之间的关联进一步增强。在治疗结束时达到CR的患者中，T-DXd-THP组83.7%最终获得pCR，ddAC-THP组为75.3%，相应的PPV分别为83.7%和75.3%。
同时，即使治疗结束时MRI评估为非CR或PR的患者中，T-DXd-THP组仍有22.7%最终获得pCR，ddAC-THP组为17.5%。因此，MRI未显示完全或部分缓解，并不意味着患者没有机会获得良好的pCR病理学结局。
总结和展望
在DB-11研究这项探索性分析中。T-DXd治疗展现出快速且深度的抗肿瘤活性，且后续接受THP治疗后缓解程度持续加深，这凸显了完成整个新辅助方案以获得最大缓解的重要性。
治疗中期及结束时的MRI评估达到PR或CR的患者具有更高的pCR率，但部分非CR/PR患者术后仍显示达到pCR；MRI肿瘤缓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测pCR，主要表现为高特异性，但敏感性仍有待提高；MRI的预测价值可能因HR状态而异（例如在HR阴性患者中与pCR的关联更强，需要进一步分析）。总体而言，T-DXd表现出快速深度的抗肿瘤活性，且随着后续THP治疗缓解随时间加深，这些发现支持将T-DXd-THP作为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eBC）患者的有效新辅助治疗方案，而且从个体患者角度看，在肿瘤负荷最高的治疗早期优先采用缩瘤活性更强的 T-DXd，有望提升患者获得深度病理缓解的机会。
展望未来，除了I-SPY 2平台研究使用MRI测量的功能肿瘤体积（FTV）变化来预测pCR以外，HER2DX基因组学工具、ctDNA等液体活检技术，以及影像联合真空辅助活检（VAB）等新技术的引入，对于评估和预测pCR，从而指导后续治疗的“升降阶梯”乃至豁免手术等，均展现了巨大的临床应用潜力。而这些新技术能够实现手术“加减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能有更多像T-DXd这类更加强效、安全的治疗药物“加持”。临床实践中的手术安排及术后治疗决策，应结合患者具体情况、治疗反应、外科评估、多学科讨论和术后病理结果综合确定。
参考文献
[1]Boileau JF, et al. DESTINY-Breast11: MRI-assessed objective responses during neoadjuvant treatment (NAT) with trastuzumab deruxtecan (T-DXd) followed by paclitaxel + trastuzumab + pertuzumab (THP) vs dose-dense doxorubicin + cyclophosphamide followed by THP (ddAC-THP) in HER2+ early breast cancer (eBC).ESMO 2026,543RO
[2]Harbeck N, Modi S, Pusztai L, et al. Neoadjuvant trastuzumab deruxtecan alone or followed by paclitaxel, trastuzumab, and pertuzumab for high-risk HER2-positive early breast cancer (DESTINY-Breast11): a randomised, open-label, multicentre, phase III trial. Ann Oncol. 2026;37(2):166-179. doi:10.1016/j.annonc.2025.10.019
[3]Urban LABD, Chala LF, de Paula IB, et al. Gramado consensus on imaging evaluation of the response to neoadjuvant systemic therapy for breast cancer. Radiol Bras. 2026;59:e20250101. Published 2026 Jul 8. doi:10.1590/0100-3984.2025.0101
[4]Eldehna WM, Elbarbry F, Hassan AH, et al. Correlation Between Pathological and MRI Radiological Tumor Responses to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Non-Luminal Breast Cancer: A Single Institution Experience. Cancer Rep (Hoboken). 2025;8(7):e70275. doi:10.1002/cnr2.70275
[5]Rugo HS, Olopade OI, DeMichele A, et al. Adaptive Randomization of Veliparib-Carboplatin Treatment in Breast Cancer. N Engl J Med. 2016;375(1):23-34. doi:10.1056/NEJMoa1513749
吴炅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党委书记、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肿瘤整复整形多学科首席专家
中国抗癌协会整合乳腺癌委员会执行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乳腺学组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乳腺外科医师专委会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肿瘤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防癌抗癌基金会理事会监事长
上海市抗癌协会第九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美国乳腺外科学会国际委员会委员
国际乳腺外科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