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年会于西班牙马德里盛大召开，作为全球肿瘤领域的重磅学术盛会，大会汇聚世界各地的前沿肿瘤研究，多项来自中国的临床研究成功入选，向国际传递中国的临床探索与思考。后线肝细胞癌治疗仍存在诸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真实世界研究可为临床实践提供重要参考。本次大会上，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周仲国教授团队的一项真实世界研究入选壁报展示。围绕该研究的设计初衷、临床启示与未来探索方向，《肿瘤瞭望》特邀周仲国教授接受专访，解读这项后线肝癌联合治疗研究带来的思考。
编者按：2026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年会于西班牙马德里盛大召开，作为全球肿瘤领域的重磅学术盛会，大会汇聚世界各地的前沿肿瘤研究，多项来自中国的临床研究成功入选，向国际传递中国的临床探索与思考。后线肝细胞癌治疗仍存在诸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真实世界研究可为临床实践提供重要参考。本次大会上，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周仲国教授团队的一项真实世界研究入选壁报展示。围绕该研究的设计初衷、临床启示与未来探索方向，《肿瘤瞭望》特邀周仲国教授接受专访，解读这项后线肝癌联合治疗研究带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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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瞭望》：您团队本次入选研究聚焦后线肝细胞癌人群，对比双免方案联合或不联合介入治疗的疗效与安全性。请问您开展这项研究的初衷是什么？在后线肝癌领域，这一研究想要回应哪些目前临床尚未解决的疑问？
周仲国 教授：我们开展这项研究，出发点源于临床实际。双免疫方案在晚期肝癌一线治疗中已经确立了明确地位，但一线治疗进展后的后线治疗，相关证据仍相对匮乏。
在真实世界里，不少后线患者仍存在可干预的肝内病灶。临床医生在是否联合局部治疗这一问题上，大多依靠经验做出判断。因此我们希望解答两个尚无明确答案的问题：第一，在双免疫治疗基础上叠加介入治疗，能否进一步改善后线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提升疾病控制效果；第二，这种联合模式会不会给肝功能储备本就有限的后线患者带来难以耐受的毒性。本次在 ESMO公布的壁报，正是依托我们中心53例真实世界数据，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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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瞭望》：从这项真实世界数据来看，双免疫基础上叠加介入治疗，为后线肝癌患者带来了哪些获益？结合您的研究结果，什么样的后线肝癌患者更适合采用双免疫联合介入的策略？
周仲国 教授：先介绍研究结果，本研究共纳入53例一线治疗失败的肝细胞癌患者，其中37例接受Nivo/Ipi双免疫治疗，16例接受Nivo/Ipi联合介入治疗。按照RECIST 1.1标准评估，联合组中位PFS显著更优，HR为0.17，95%CI：0.04-0.75，P=0.008；疾病控制率为87.5% vs 51.4%，P=0.015。
采用mRECIST标准评估，获益差异更为突出：PFS的HR为0.18，P=0.012；客观缓解率25.0% vs 2.8%，P=0.025；疾病控制率87.5% vs 54.1%，P=0.029。
因此这项研究传递出一个核心信息：在后线治疗场景下，双免疫联合介入带来的获益并不仅仅局限于局部病灶控制，二者在整体疗效上存在协同效应。关于适宜人群，结合现有数据，我们倾向于优先考虑三类患者：第一类是肝内病灶负荷尚可，存在可栓塞、可灌注病灶，且全身转移未呈暴发性进展的患者；第二类是体能状态良好，肝功能以Child-Pugh A级为主、肝脏储备功能较好的患者；第三类是一线靶免方案失败后，仍希望争取再次获得疾病控制机会的患者。当然，以上仅为回顾性研究提示的线索，不能作为患者筛选的“金”标准，后续还需要开展前瞻性研究，进一步精准界定适宜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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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瞭望》：研究观察到联合组血小板下降、低白蛋白血症发生率明显升高，虽然重度不良反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真实临床实践中，我们该如何平衡该方案的疗效与不良反应风险？
周仲国 教授：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并不回避相关数据：联合组任意级别AE发生率为81.2% vs 70.3%，P=0.510；≥3级严重AE发生率37.5% vs 16.2%，P=0.150。尽管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但可以看到联合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在数值上更高，其中较为突出的是血小板下降和低白蛋白血症。
我们认为，这类异常并不完全来源于免疫相关毒性，也包含介入治疗带来的相关影响，例如栓塞后继发的骨髓抑制、脾亢基础上的血小板消耗以及营养代谢状态波动。
在真实临床中，我们主要从三个层面进行管理。第一是前置筛选，开展介入治疗前，充分评估患者的血小板、白蛋白、胆红素、腹水情况以及门脉高压风险；第二是采取“介入减量但不减策略”，不采用大范围饱和栓塞，而是选择精准、精细化、分次栓塞的方式，尽可能保留肝脏储备功能；第三是全程监测，双免疫治疗期间每周期复查血常规、肝肾功能及白蛋白水平，一旦出现2级及以上预警信号，及时暂停治疗，不强行继续给药。所以疗效的获得并不是依靠叠加更高的治疗强度，而是依托合适的治疗时机与分层管理，以此实现风险和获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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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瞭望》：当前后线肝细胞癌的治疗选择仍十分有限，这项真实世界研究的壁报结果，会对我们的临床实践与后续研究带来哪些启发？下一步团队还计划围绕这个方向开展哪些探索？
周仲国 教授：这份壁报的意义并不在于改写指南，而是将后线肝癌中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联合治疗思路呈现出来：后线治疗并非只能更换系统方案，局部治疗联合全身治疗依然存在协同机会。对临床实践主要有两点启发：第一，后线患者的治疗决策应当依托MDT模式，不要将双免疫治疗与介入治疗割裂看待；第二，疗效评估不能仅依靠RECIST标准，对于接受局部治疗的患者，mRECIST标准敏感度更高，本研究中mRECIST评估下客观缓解率的差异更为显著，就是很好的例证。
后续我们团队主要规划三项研究工作：第一，将研究队列推进为前瞻性设计，采用标准化介入方案，对现有结论加以验证；第二，开展生物标志物探索，分析炎症基线状态、肿瘤免疫微环境以及乙肝相关肝细胞癌的应答特征；第三，对比不同治疗时序的获益差异，探索双免疫先行再序贯介入、同步联合等模式，明确哪一类患者更适合哪种时序方案。简言之，后线肝癌并非手段匮乏，而是需要更巧妙地整合系统免疫治疗与局部治疗。
双免疫治疗相当于对全身抗肿瘤免疫的“唤醒”，介入治疗则实现局部病灶的“清场”。后线治疗的核心目标，就是让这两次打击，落在合适的时机、给到合适的患者。
周仲国 教授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肝脏外科
主诊教授、主任医师
博士研究生导师、教学督导
美国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中山大学联合培养博士
美国Scripps研究所博士后、美国加州大学访问学者
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理事会 常务理事
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 委员
广东省器官医学与技术学会肝癌综合治疗专委会 主任委员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及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第三届《人民日报•人民网》金山茶计划“人民好医生”称号 （2023年）
第二届 “广东省实力中青年医生”（2022年）
亚太肝胆胰协会腹腔镜肝切除大赛 南中国总决赛亚军（2021年）
获批国家发明专利多项（2019年，2020年）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临床医学科学家（2017年）
中国临床肿瘤学大会“最具潜力青年肿瘤医师”（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