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浦江泌尿肿瘤学术大会在上海召开。随着抗体-药物偶联物（ADC）和免疫治疗快速发展，膀胱癌保膀胱策略正由单一局部治疗，向系统治疗、局部治疗与分子分层协同演进。《肿瘤瞭望·泌尿时讯》特邀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沈益君教授接受专访，围绕高危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NMIBC）的联合保膀胱探索、肌层浸润性膀胱癌（MIBC）围手术期研究对传统路径的启示，以及ctDNA、utDNA等生物标志物的应用前景，分享临床思考。
编者按：2026浦江泌尿肿瘤学术大会在上海召开。随着抗体-药物偶联物（ADC）和免疫治疗快速发展，膀胱癌保膀胱策略正由单一局部治疗，向系统治疗、局部治疗与分子分层协同演进。《肿瘤瞭望·泌尿时讯》特邀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沈益君教授接受专访，围绕高危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NMIBC）的联合保膀胱探索、肌层浸润性膀胱癌（MIBC）围手术期研究对传统路径的启示，以及ctDNA、utDNA等生物标志物的应用前景，分享临床思考。
高危NMIBC：从单一灌注走向局部与系统协同
01
当前，高危NMIBC的保膀胱治疗正呈现系统治疗与膀胱灌注并行发展的趋势。结合您团队开展的维迪西妥单抗联合BCG研究，您如何评价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与未来方向？
沈益君 教授：谈到膀胱癌的器官保留，临床不仅关注MIBC患者，也要看到数量更为庞大的高危NMIBC人群。这类患者总体仍处于较早疾病阶段，保留膀胱的意愿通常非常强烈。近年来，国内BCG灌注治疗经验不断积累，但高危患者接受BCG后仍有相当比例出现复发或进展，如何在控制肿瘤风险的同时避免过早实施根治性膀胱切除，是临床需要持续回答的问题。
对于具有极高危特征、HER2表达且不愿或不适合接受根治性膀胱切除的患者，我们开展了维迪西妥单抗联合BCG的前瞻性探索。前期结果显示，这一联合模式具有值得关注的近期疗效，安全性总体可管理。其核心思路是在标准BCG局部治疗基础上，加入针对HER2的系统治疗，希望进一步降低复发和进展风险。
但早期研究的积极信号仍需更高等级证据验证。后续应通过更大样本、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与标准BCG治疗进行比较，并持续观察无复发生存、疾病进展、膀胱保留及长期安全性。国内其他团队开展的Formula-01等研究，也从不同角度提供了有价值的探索。只有把近期缓解转化为稳定的长期获益，联合方案才可能真正改变临床实践。
未来，高危NMIBC的保膀胱治疗有望形成多路径并进的格局：既包括BCG等局部治疗，也包括ADC、免疫治疗及其他新机制药物；既可探索系统治疗与局部治疗联合，也可继续优化膀胱内给药。方案越丰富，越需要重视患者筛选和不良反应管理。联合治疗的目标不是简单增加药物，而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提高疾病控制，并尽可能保留患者的膀胱功能和生活质量。
MIBC路径重塑：围手术期突破不等于直接省略手术
02
EV-303、EV-304等研究推动ADC联合免疫进入MIBC围手术期治疗。您认为这些进展将为保膀胱研究带来哪些启示，传统三联保膀胱治疗（TMT）未来又可能发生怎样的变化？
沈益君 教授：EV-303、EV-304等研究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它们推动MIBC围手术期治疗进入新的阶段。与既往以顺铂为基础的新辅助化疗相比，ADC联合免疫等方案展现出提高缓解深度的潜力；维迪西妥单抗联合免疫治疗的相关研究也提示，新型系统治疗可能进一步改善部分患者的肿瘤控制。
不过需要明确，现阶段这些围手术期研究仍以根治性膀胱切除为治疗路径的重要组成部分。患者接受系统治疗后仍按研究方案实施手术，研究结论并不能直接外推为“达到缓解即可不做手术”。因此，围手术期治疗取得突破，与保膀胱方案已经成熟，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如果要回答MIBC患者能否在新型系统治疗后安全保留膀胱，就必须开展专门设计的临床研究。研究首先要明确希望解决的问题，建立严格的患者筛选和疗效评价标准，并确保受试者能够按照方案完成治疗、复评和长期随访。只有研究路径足够清晰、执行足够规范，才能判断保膀胱是否真正没有牺牲肿瘤学结局。
从这一角度看，ADC和免疫治疗未必会简单取代传统TMT，更可能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系统治疗与局部治疗的组合方式。未来需要比较不同策略的适用人群、治疗强度和长期结局，探索哪些患者适合标准TMT，哪些患者可在充分系统治疗后进入选择性保膀胱研究。无论路径如何变化，结论都应建立在前瞻性证据和规范随访基础上。
分子标志物：从“能否保膀胱”走向个体化组合
03
在ADC 2.0时代，分子生物标志物将在保膀胱策略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未来能否据此实现从判断“是否保膀胱”到选择个体化联合方案的决策跃迁？
沈益君 教授：生物标志物正在影响恶性肿瘤的诊断、疗效评估和治疗选择。以IMvigor011为代表的研究表明，ctDNA有望用于识别MIBC术后存在分子残留、复发风险较高的患者，并帮助判断辅助治疗的必要性和介入时点。这类研究为“由分子信息驱动后续治疗”提供了重要范例。
进入保膀胱治疗的新阶段，可利用的标志物正在增多。除传统尿细胞学外，还包括循环肿瘤细胞（CTC）、ctDNA、尿液肿瘤DNA（utDNA），以及根据患者肿瘤突变信息设计的个体化检测。标志物的价值不在于检测项目越多越好，而在于能否与影像、膀胱镜和病理结果相互印证，并真正改变临床决策。
ctDNA更适合反映全身肿瘤负荷和潜在微小残留，但对于局限于膀胱的病灶，其检出和预测能力可能受到限制；utDNA直接来源于尿液，在识别膀胱局部残留或复发方面可能更具优势。因此，未来可以探索ctDNA与utDNA联合分层，例如比较双阳性、单阳性和双阴性状态，并据此评估患者应继续保膀胱、加强治疗还是及时调整路径。
但分子标志物现阶段仍不能脱离标准临床评估独立决定治疗。检测平台、样本处理、阳性阈值、采样时点以及动态变化与长期结局之间的关系，都需要前瞻性研究进一步明确。真正的精准保膀胱，应当把分子信息与临床特征、影像、膀胱镜和病理整合起来，从一次性的“能否保留”判断，走向贯穿治疗全程的动态、个体化决策。
总结
沈益君教授的分享勾勒出膀胱癌保膀胱治疗的三条演进路径：高危NMIBC由单一局部灌注走向ADC等系统治疗与局部治疗协同；MIBC围手术期治疗的突破为器官保留研究提供了更强基础，但尚不能直接替代根治性手术或标准TMT；ctDNA、utDNA等分子标志物则有望推动患者筛选和疗效评估由静态判断走向动态分层。未来，只有在严格研究、规范评估和安全管理框架下，治疗创新才能真正转化为长期肿瘤控制、膀胱功能保留和生活质量获益。
沈益君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美国MD Anderson癌症中心和德州大学医学院访问学者
国家卫健委高级人才评价专家
中国抗癌协会泌尿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尿路上皮癌专家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医师分会委员
上海市抗癌协会泌尿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泌尿外科临床质控中心督察组专家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中文版泌尿分册编委
《中华男科学杂志》通讯编委
长期从事泌尿男生殖肿瘤，包括前列腺癌，膀胱癌，肾癌，输尿管癌，肾上腺肿瘤，阴茎癌，睾丸肿瘤等的诊断、预防、手术和综合治疗，特别擅长腹腔镜和达芬奇机器人辅助下膀胱癌根治术，保留性功能的膀胱癌根治术，原位新膀胱术，保膀胱综合治疗，以及尿路上皮癌的靶向，化疗，ADC，免疫治疗等。
作为课题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上海申康重大临床研究项目，上海市卫计委等课题，研究成果被纳入NCCN膀胱癌诊治指南。主编 《浸润性膀胱癌》，参编《实用外科学》，《实用肿瘤外科学》等“膀胱肿瘤”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