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作为我国高发恶性肿瘤，长期面临着“初诊晚、切除难、预后差”的临床困局。2026年7月3日至5日，第十六届亚太原发性肝癌专家会议（APPLE 2026）在上海隆重召开。大会汇聚亚太、欧美等多个国家肝癌领域顶尖专家，探讨肝癌防治新策略。借此次大会契机，《肿瘤瞭望》特邀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王继洲教授分享了我国在中晚期肝癌诊疗领域的系统性突破。此外，针对当前治疗选择困难的痛点，王继洲教授分享了团队构建的融合影像组学与病理数据的多模态人工智能（AI）模型，实现了对治疗反应及复发风险的精准预判，推动了临床决策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的跨越。现将内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编者按：肝癌作为我国高发恶性肿瘤，长期面临着“初诊晚、切除难、预后差”的临床困局。2026年7月3日至5日，第十六届亚太原发性肝癌专家会议（APPLE 2026）在上海隆重召开。大会汇聚亚太、欧美等多个国家肝癌领域顶尖专家，探讨肝癌防治新策略。借此次大会契机，《肿瘤瞭望》特邀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王继洲教授分享了我国在中晚期肝癌诊疗领域的系统性突破。此外，针对当前治疗选择困难的痛点，王继洲教授分享了团队构建的融合影像组学与病理数据的多模态人工智能（AI）模型，实现了对治疗反应及复发风险的精准预判，推动了临床决策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的跨越。现将内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中晚期肝癌转化治疗的实践经验与循证进展
王继洲 教授：我国为全球肝癌高发地区，疾病负担尤为沉重。临床特征表现为患者基数庞大，且初诊时多处于中晚期阶段，绝大多数病例确诊时已丧失手术机会。尽管当前系统抗肿瘤治疗手段日益丰富，但其远期生存获益仍显著逊色于根治性手术切除。导致不可切除的主要因素包括：肿瘤负荷过重致剩余肝体积（FLR）不足、远处转移及大血管癌栓侵犯。因此，传统诊疗模式下，手术并非此类患者的标准治疗选择。
然而，临床观察表明，部分初始不可切除患者，经由系统治疗联合局部治疗后，可实现肿瘤退缩或生物学行为改变，从而获得手术机会，此即“转化治疗”。目前，临床定义的潜在获益人群主要包括两类：其一为肝功能储备良好，但因肿瘤体积巨大致FLR不足者，经联合治疗实现肿瘤降负荷后，FLR满足手术要求；其二为初始肿瘤生物学行为恶劣（如高复发风险），经联合治疗干预后，生物学活性降低，由“高侵袭性”转为“相对惰性”，经多学科会诊（MDT）评估后可耐受手术者。
值得指出的是，我国在转化治疗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本土经验，相关研究成果已多次在国际学术平台进行交流。需明确区分“转化治疗”与西方传统定义的“降期治疗（Downstaging）”。后者严格限定于肿瘤分期的改变（如BCLC C期降至B期）；而转化治疗的内涵更为宽泛，除涵盖降期外，即使肿瘤分期未变，若经治疗实现肿瘤客观缓解（缩小）或生物学行为改善，经MDT综合评估认为可行R0切除者，亦属转化成功。其核心宗旨在于突破传统手术禁忌，将“不可切除”转化为“可切除”。
转化治疗的最终目标是改善患者生存预后。既往该领域缺乏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支持。令人振奋的是，近期发表的TALENTOP研究——一项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确证了转化治疗后手术切除的显著生存获益，其疗效与初始可切除患者相当。该研究为转化治疗策略提供了强有力的I级证据，极大地提振了学界信心，也为中国肝癌临床实践带来了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肝癌临床研究的高质量发展与全球化视野
王继洲 教授：我国作为肝癌高发国家，患者基数庞大，由此催生了大量基于中国人群的临床研究。既往，这些研究多以回顾性分析、单中心或小样本的回顾性研究为主，受限于研究设计，其证据等级相对有限。然而，令人鼓舞的是，近年来由中国专家牵头发起的全球多中心研究正日益增多，诸如TALENTACE、TALENTOP等标志性研究相继问世，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首先，这些研究的入组人群以中国患者为主体。鉴于中国肝癌患者主要病因学与欧美国家存在显著差异——我国以慢性乙型肝炎感染为主要致病因素——因此，由中国学者主导的研究更能真实反映我国的临床治疗生态，其成果对于指导中国肝癌的规范化诊疗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其次，国际参与度显著提升。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国外顶尖中心积极加入中国牵头的临床试验，这从侧面印证了我国临床研究的管理水平与数据质量已获得国际同行的广泛认可。
第三，学术影响力持续攀升。相关研究成果陆续发表于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标志着中国肝癌研究的学术贡献正赢得全球学界的瞩目。
尽管如此，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有研究的入组人群仍主要集中于中国及亚太地区。虽然目前取得了令人振奋的阳性结果，但在不同人种、不同病因学背景的广泛人群中，其普适性仍需进一步验证。这正是我们积极参与并倡导APPLE等国际学术大会的核心意义所在——通过展示中国数据，吸引全球多中心、多病因、多人种的临床证据加入，最终推动基于中国经验的诊疗方案惠及全球肝癌患者。
中国学者在诊疗规范落地与本土化实践中的关键贡献
王继洲 教授：我国学者在肝癌诊疗规范落地与本土化实践中做出了杰出贡献：
第一，指南本土化创新。我国肝癌的致病谱系与欧美国家存在本质区别，慢性乙型肝炎感染是其最主要的病因。这一流行病学特征决定了我国肝癌在疾病演进模式及临床干预策略上的独特性。基于此，中国学者制定了契合国情的《中国肝癌诊疗指南》。该指南在借鉴国际公认的BCLC分期系统的基础上，提出了符合中国临床实际的CNLC分期和临床诊疗策略，不仅凸显了中国特色，更有效推动了诊疗规范在各级医疗机构的落地实施。
第二，规范化质控体系建设。近年来，我国肝胆肿瘤诊疗的规范化水平显著提升。学术界在国家及省级层面构建了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对诊断、治疗及随访全流程进行了标准化管理。这一系统性工程，充分彰显了中国专家提升肝胆肿瘤整体诊疗水平的坚定决心与执行力。
第三，多学科诊疗（MDT）模式推进。肝癌诊疗涉及肝胆外科、肿瘤内科、介入科、病理科、放疗科等多个学科。中国专家在推广MDT模式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通过打破学科壁垒，整合各学科优势，为疑难病例提供科学、全面的综合诊疗方案，这已成为我国肝癌诊疗的重要基石。
融合影像组学与病理数据的多模态AI模型
王继洲 教授：当前，肝癌一线治疗方案日趋丰富，转化治疗亦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但临床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依据患者异质性甄选最优策略，在实现精准医疗的同时避免资源浪费。传统预测指标，诸如肿瘤大小、数目、负荷、患者年龄及微血管侵犯等，多局限于单一维度，难以全面指导个体化决策。
针对上述痛点，我们团队构建了基于AI的多模态预测模型，通过深度融合术前磁共振影像组学特征与术后组织病理学数据，利用深度学习算法实现对一线系统治疗疗效的精准预判。该模型不仅能够有效筛选对一线治疗高度敏感的患者，从而确立转化治疗的优势人群，亦能及时识别潜在获益有限的人群，为临床医师引导其转向局部治疗或临床试验提供客观依据，从而避免无效医疗。此外，该模型在预后评估方面亦展现出重要价值，能够精准甄别术后高危复发患者，为制定强化的术后辅助治疗方案奠定坚实基础。
王继洲 教授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普外科主任
社会学术任职 / Academic Social Positions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分会青年医师肝胆学组副组长
中国医师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专家委员会肝移植学组委员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移植学组委员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第九届青年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国家癌症中心肝胆肿瘤质控专家委员会委员
安徽省抗癌协会转移性肝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安徽省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
安徽省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