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22日，由樊嘉院士牵头、全国24家中心共同完成的TALENTOP Ⅲ期研究正式发表于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为晚期肝细胞癌（HCC）转化治疗提供了高级别的“中国循证证据”，重新定义了晚期HCC的手术边界。该成果在国内外HCC领域引发了广泛的学术关注。
编者按：2026年8月22日，由樊嘉院士牵头、全国24家中心共同完成的TALENTOP Ⅲ期研究正式发表于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为晚期肝细胞癌（HCC）转化治疗提供了高级别的“中国循证证据”，重新定义了晚期HCC的手术边界。该成果在国内外HCC领域引发了广泛的学术关注。
为深度解读TALENTOP研究的设计理念、疗效获益、外科实操、安全管理及真实世界落地价值，传递中国HCC转化治疗的学术声音，《肿瘤瞭望》重磅推出“转化·破局者说”系列专题。我们特邀参与TALENTOP多中心研究的主要研究者（PI），依托其一线的研究经验，将高级别循证转化为国内临床医生可借鉴的实践思路，帮助广大同道理解晚期HCC转化治疗的机遇与边界，共同推动我国HCC转化治疗规范化发展。
TALENTOP是一项大型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RCT）研究，其科学价值根植于PICOS全链条设计，即研究对象（Population）、干预措施（Intervention）、对照设置（Comparison）、结局指标（Outcome）以及研究设计类型（Study design）。该研究挑战既往认为“不可切除”的晚期HCC患者，其人群、干预、对照、终点的每一处选择均经过审慎考量。本期为系列专题的第一期，栏目特别邀请到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沈锋教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孙惠川教授、朱小东教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宋天强教授，共同聚焦研究的底层逻辑，为广大同道拆解TALENTOP研究的PICOS设计密码。
人群锁定
聚焦伴大血管侵犯的CNLC Ⅲa期HCC
《肿瘤瞭望》：合并大血管侵犯（Macrovascular Invasion，MVI）的HCC既往被国际指南列为手术禁忌，存在巨大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那么TALENTOP为何将研究人群锁定为此类初始判定为“不可切除”的CNLC Ⅲa期HCC患者？这样的人群选择旨在回答怎样的核心科学问题？
沈锋 教授：在我国，约70%～80%的HCC患者在确诊时已处于晚期，其中很大一部分合并MVI（含门静脉、肝静脉或下腔静脉癌栓）。该人群是我国临床最常见的晚期HCC难治群体。对于此类患者能否从外科手术中获益，国际上长期存在争议：西方主要基于疗效考量，认为手术效果不佳，基本持否定态度；而东方（包括中国和日本）的临床经验则提示，部分患者仍可能获益，但是其获益程度却大打折扣。究其根本，伴MVI往往提示肿瘤已发生转移。
TALENTOP研究创新性地应用国际一线药物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T+A）方案，先通过药物控制肿瘤及MVI，再行转化切除。这回答了该领域一个至关重要的核心科学问题：伴有MVI的HCC患者是可能从手术中获益的，并且术前的转化/降期治疗，对患者的生存——尤其是远期生存——具有极大益处。
尽管既往已有一些小样本、回顾性研究探讨过该问题，但TALENTOP通过联合国内24家临床中心、采用前瞻性、RCT设计，汇聚全国众多中心的力量，提供了极高等级的证据。该证据明确支持：伴有MVI的晚期HCC患者并非绝对手术禁忌；通过有效的转化/降期治疗，将初始“不可切除”患者转化为“可切除”患者，从而获得显著的生存获益。这正是该研究最大的意义所在。
方案权衡
T+A诱导与术后维持的周期设置玄机
《肿瘤瞭望》：TALENTOP诱导阶段选用T+A方案，并对诱导周期数、术后维持疗程做了明确设定，这与真实世界临床灵活用药模式存在差异。请谈谈TALENTOP选择T+A 作为4周期的诱导，以及手术组术后维持12个月的方案与周期设置背后有哪些权衡与考量？
宋天强 教授：TALENTOP研究将T+A作为诱导方案。该方案基于IMbrave150研究证据，是全球晚期肝细胞癌一线标准基石治疗方案，具备充分的循证基础。考虑到T+A的中位至肿瘤缓解时间（TTR）约为2.8个月。因此，研究采用4周期（约3个月）的诱导治疗，这一时间窗口一方面保证了肿瘤对药物的充分暴露，使药物有效性得到充分发挥，足以筛选出对药物产生应答的患者；另一方面，在保证诱导治疗暴露和统一评估节点的同时，兼顾围手术期安全性，同时也使得所有进入随机的患者其药物暴露情况一致，避免偏倚。
在具体的周期安排上，前3个周期采用T+A联合治疗；第4周期停用贝伐珠单抗，改为阿替利珠单抗单药治疗。这一调整旨在完成抗血管药物的洗脱，为后续手术创造安全窗口期，从而减少术中出血及术后伤口愈合延迟的风险。考虑到若两药同时停药6周，肿瘤可能出现明显进展，因此末周期保留阿替利珠单抗以持续控制肿瘤，这一设计兼顾了疗效与手术安全性，非常巧妙。
在术后维持治疗方面，手术组采用T+A方案持续12个月，自术后4～6周首次给药起算。设置固定疗程上限，一方面是为了控制长期药物毒性暴露、实现临床试验变量的标准化；另一方面，该设计旨在充分发挥靶免治疗的长期作用。由于合并MVI的患者术后复发风险极高，术后两年为复发高峰期，其中约80%的复发集中在术后第一年。因此，为期一年的药物治疗恰好覆盖这一高复发风险窗口，为降低复发风险提供了有力保障。手术组在维持治疗12个月或17个周期（以先发生者为准）后终止；对照组为持续T+A治疗直至临床获益丧失或出现不可耐受的毒性，不设固定的1年疗程上限，针对达到CR且AFP正常持续12个月者，由研究者决定是否继续治疗。
模式创新
“诱导筛选后再随机”的设计与意图
《肿瘤瞭望》：TALENTOP采用“诱导筛选后再随机”的创新试验模式，手术组构建起“转化手术+术后维持治疗”完整干预链。请问受试者经诱导评估达到可切除标准后，手术组干预路径如何设置？这套干预链的核心研究意图是什么？
孙惠川 教授：在转化治疗的临床实践中，最常见的路径是：先给予患者非手术治疗（如系统药物治疗），经过数个周期后，若肿瘤缩小，再评估是否可行手术切除。但这只是一种粗略的描述。在严谨的临床试验中，必须对“治疗周期”、“可切除手术标准”给出精准的定义。
基于我们的临床实践证据，TALENTOP研究明确规定：受试者首先接受4周期的诱导治疗，完成诱导后，必须经疗效与可切除性双重评估，要求：肿瘤达到影像学部分缓解（PR）或疾病稳定（SD）且适合根治性肝切除的患者进入随机分组。疗效评估由IRF进行集中独立影像评审，可切除性由研究者依据作出临床判断。确认患者确实达到PR/SD、且满足外科可切除标准后，方可进入随机化分组。随机化按照1:1比例分配：手术组接受肝切除手术，术后继续T+A维持治疗，最长持续12个月，构建起“转化手术+术后维持治疗”的完整干预链；对照组则持续接受T+A系统治疗，不实施手术，直至疾病进展或不可耐受毒性。
从整体治疗路径来看，对照组持续T+A治疗反映了当前大多数晚期肝癌患者的标准内科治疗现状——启动药物治疗后，只要患者临床获益，便持续给药，这是标准的肿瘤内科治疗思路。而手术组在系统治疗基础上叠加一次根治性手术，术后再继续药物治疗，这是肿瘤外科医生的常规策略。因此，这两条路径分别代表了晚期肝癌当前两种标准且被广泛接受的治疗模式。
总而言之，TALENTOP研究通过“诱导筛选后再随机”的设计，将系统治疗与“系统治疗+手术”两种标准路径进行头对头比较，清晰、客观地回答了在伴MVI的晚期HCC患者中，外科手术能否带来更优的治疗结局。这种基于标准路径的对照设计，为转化治疗模式下手术价值的评估提供了明确的临床解释力，其结果具有良好的外部可信度与临床可接受性。
终点考量
选择TTF替代OS作为主要终点
《肿瘤瞭望》：临床研究终点选择直接决定试验价值解读。TALENTOP将独立影像评审（IRF）评估的至治疗失败时间（TTF）设定为主要终点，总生存期（OS）仅作为次要终点。请解读TALENTOP终点设置的逻辑，为什么TTF这一指标更加适配转化治疗的研究属性？
朱小东 教授:对于晚期HCC临床试验，最佳研究终点无疑是OS。但是，TALENTOP研究涉及手术干预，两组干预模式存在本质区别：手术组患者接受手术后若肿瘤复发，意味着治疗路径失败；对照组患者持续接受T+A系统治疗，若肿瘤进展则视为失败。因此，研究创新性采用TTF作为统一主要终点，相当于手术组评估无复发生存期（RFS），对照组评估无进展生存期（PFS），能够相对公平地比较两种完全不同的干预模式的有效性。
此外，OS需要更长随访时间积累足够事件数，TALENTOP研究阶段OS事件数量尚不足，数据尚未成熟，因此不适合作为主要终点。而TTF属于复合终点，整合复发、转移、死亡多重事件，能够完整反映从转化成功、手术之后直至治疗失败的整条治疗路径的成败，更加贴合转化治疗的研究目标。研究同时配套基于mRECIST标准及研究者评估版本的TTF作为补充，多角度验证结果的稳健性。
当前，晚期HCC一线治疗已进入免疫联合时代，但一线进展后缺乏确切有效的二线方案，患者一旦进入二线往往预后很差。因此，TALENTOP的研究设计在于通过一线T+A治疗尽量延缓治疗失败。TTF对于这类患者具有重要意义，它避免了因过早进入二线而导致生存时间缩短的窘境。当然，我们仍希望OS终点能够阳性——初步随访已显示A组OS有明显获益趋势，但由于入组患者均为T+A疗效较好者，OS事件发生率较低、数据尚未成熟，我们期待通过进一步延长随访（可能还需1～2年）最终获得OS统计学上的显著获益。同时，研究也观察到TTF与OS之间的获益一致性，为后续同类研究提供了参考。
结语
TALENTOP研究的PICOS设计每一处都彰显着中国学者的严谨与创新。从人群选择的破冰，到干预方案的精细权衡，再到试验模式的创新与终点指标的巧妙适配，该研究为晚期HCC转化治疗树立了新标杆。
下期预告：在本系列专题的第二期，我们将继续深挖TALENTOP研究疗效数据带给晚期肝癌患者的实际获益。敬请关注。
沈锋 教授
海军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临床研究院院长
国际肝胆胰协会常务理事
亚太肝胆胰协会常务理事会、秘书长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肝脏学组副组长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胆道肿瘤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全军肝胆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发表SCI论著330余篇，参编专著12部，担任《黄家驷外科学》第 8 版副主编和第 9 版主编， 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两项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以主要完成人获首届国家科技进步创新团队奖，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孙惠川 教授
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副所长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胆肿瘤与肝脏移植外科副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
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委会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整合肝癌委员会执行主任委员
中国微循环学会肝脏微循环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转移委员会常委
中国医师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上海市领军人才
国家卫生健康委《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7、2019、《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2024版撰写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宋天强 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肝癌防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肝胆肿瘤科 科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博导
国际肝胆胰协会（IHPBA）Research Committee委员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常委
中国抗癌协会胆道肿瘤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肝胆肿瘤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消化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欧美同学会医师分会肝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胆道专委会常委
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MDT专委会常委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分会肿瘤外科分会常委
国家癌症中心肝癌质控委员会委员
天津市抗癌协会肝胆肿瘤专委会主任委员
天津市普外质控中心副主任委员
朱小东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肝胆肿瘤与肝移植外科副主任医师
201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外科学博士学位
曾获明治乳业生命科学奖（优秀奖）和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等荣誉或称号
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上海市自然基金项目等项目
以第一作者及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发表SCI收录论文20余篇，研究论文发表在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Clinical Cancer Research、Liver Cancer等杂志上，累计影响因子100余分，累计被引用800余次
主笔“肿瘤学快讯”微信公众号，介绍肝癌临床研究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