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6日~19日，第29届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学术年会在济南召开。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杨田教授受邀在两个专场发表演讲：肝癌专场《肝癌的早诊早筛、精准外科和复发防控》与青年专家专场《外科视角下的肝癌治疗前沿进展》。会间，杨田教授接受《肿瘤瞭望》专访，围绕肝癌早筛早诊、术后复发防控、新辅助与转化治疗、肝癌外科前沿方向等热点问题分享了临床经验与最新思考。以下为采访实录。
编者按：2026年9月16日~19日，第29届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学术年会在济南召开。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杨田教授受邀在两个专场发表演讲：肝癌专场《肝癌的早诊早筛、精准外科和复发防控》与青年专家专场《外科视角下的肝癌治疗前沿进展》。会间，杨田教授接受《肿瘤瞭望》专访，围绕肝癌早筛早诊、术后复发防控、新辅助与转化治疗、肝癌外科前沿方向等热点问题分享了临床经验与最新思考。以下为采访实录。
《肿瘤瞭望》：目前我国肝癌早筛早诊普及率仍有待提升，结合您的临床经验，现阶段适合国内高危人群的最优早筛方案是什么？如何进一步提升基层肝癌早诊率，真正实现关口前移？
杨田 教授：我国肝癌新发病例占全球近一半，且初诊时中晚期比例高达70%~80%，多数患者确诊时已错失最佳手术窗口。我国肝癌以乙肝相关性为主，高危人群非常明确，即慢性HBV/HCV感染者、肝硬化、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以及有肝癌家族史的人群。但现实中高危人群的筛查依从性并不高：乙肝歧视、讳疾忌医、不定期体检现象普遍，农村医疗条件有限，而传统标志物AFP的诊断效能有限，超声对早期及微小肝癌也存在较高的假阴性率。
我认为现阶段最优的早筛方案是“分层递进”的策略：以“超声+血清标志物”为基石，以多指标联合模型为核心，以液体活检为前沿补充。我们团队创立的ASAP早诊模型，仅用年龄、性别、AFP、PIVKA-II四个常规临床指标，通过创新算法实现风险分层，使HBV人群肝癌早诊率提高25.8%，效能优于西方GALAD模型，并已推广至HCV和NAFLD等人群。ASAP模型已被推荐写入2024版欧洲肝病学会（EASL）、国家卫健委和中国CSCO肝癌诊疗指南（1级证据、A级推荐），进入全国43家三甲医院检验报告，累计应用于200余万人次筛查，并获得2023国际“UNIVANTS”卓越医疗奖。更前沿的方向是液体活检：我们基于ctDNA甲基化标志物构建了COMET-LR模型和GAMAD早诊模型，把临床变量、传统血清学与多靶点甲基化信号深度绑定，力争在影像学可见病灶之前捕获肿瘤特异性生物学信号。
要提升基层早诊率、实现关口前移，主要包含三方面举措：一是用风险分层随访替代同质化随访——低危人群常规监测、中危人群增强预警、高危人群极早期干预介入，将高成本检查精准分配给高风险人群，兼顾成本效益；二是加强科普教育，我们的横断面调查显示高危人群存在“两极误区”——64%的人高估筛查能预防肝癌发生，同时60.6%的人认为“有症状才需要监测”，纠正认知误区与技术创新同等重要，这也是我坚持运营“田哥话肝胆”科普平台的原因；三是依托医联体和分级诊疗，把ASAP网页版计算器这类免费工具下沉到基层，结合AI辅助超声，让基层医生“算得准、转得早”。早筛不仅是检验科的任务，其临床本质是为外科创造根治性切除的时间窗口。
《肿瘤瞭望》：术后高复发率是肝癌患者长期生存的最大难题，请问在精准外科手术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哪些个体化干预手段，构建系统化的复发防控体系，有效降低患者术后复发风险？
杨田 教授：肝癌术后5年复发率超过70%，即便是早期肝癌也达43.7%，术后死亡约80%归因于复发，复发确实是限制手术疗效的最大瓶颈。构建复发防控体系，首先要理解复发的来源和机制：早期复发（2年内）多为原发癌残留，即微小残留病灶（MRD）；晚期复发（2年后）多为肝硬化背景下的二次新发。我们在JAMA Surgery的研究首次揭示，部分晚期复发仍源于原发癌MRD休眠后再激活，提示对初始肿瘤高度恶性的患者必须长期规律监测。该成果被AASLD、ESMO、EASL及我国卫健委、CSCO等6个国内外指南采纳。
在此基础上，我们构建了“四位一体”的复发防控体系。第一是风险识别：系统阐明复发高危因素，包括AFP＞400 μg/L、微血管侵犯（MVI）、窄切缘、多发肿瘤、微卫星结节、大血管侵犯等，并创新提出“气球型巨大肝癌”形态学概念、基于AFP+PIVKA-II的肿瘤生物学特征分级（TBCS）和晚期复发预测模型POLAR-HCC，实现复发风险的精准分层。
第二是个体化监测：我们提出复发监测“东肝（EHBH）方案”——术后1个月首次复查，半年内每2~3个月一次，半年至2年内每3~4个月一次，2年后每3~6个月一次；AFP联合PIVKA-II动态检测使早期复发检出率提高27.3%；术后第一次复查标志物未完全应答提示MRD存在，早期复发风险升高5倍以上，需加密监测。研究证实，规律性监测可使早期肝癌患者复发后5年生存率提高21.9%。
第三是精准干预：窄切缘肝癌术后辅助放疗使中位生存期延长20个月（已纳入CSCO指南）；中晚期肝癌术后辅助免疫治疗延长中位生存7.3个月；巨块型肝癌术前降期性TACE延长中位生存14.7个月；我们还建立了辅助TACE获益的精准预测模型并免费公开，让辅助治疗“用在刀刃上”。
第四是前沿探索。下一代复发监测是分子层面的“雷达系统”：基于ctDNA的MRD检测可在影像学可见复发前3~6个月发出预警，指导“MRD阳性者升级靶免干预、阴性者避免过度治疗”的动态决策。IMbrave050研究最新更新数据显示，不加选择的辅助免疫治疗早期无复发生存获益难以持续，这更凸显了MRD精准筛选获益人群的重要性。
此外，我们针对复发机制研发了复合水凝胶局部抗复发贴膜（抑癌率76%）、血小板膜仿生纳米载体等递药新技术，并发现STK33、KLF8、miR-422a等抗复发潜在新靶点，正在向临床转化。
《肿瘤瞭望》：当前免疫、靶向等系统治疗快速发展，对外科肝癌诊疗格局影响深远，从外科视角来看，新辅助、转化治疗的前沿进展，给肝癌手术治疗带来了哪些核心改变与获益？
杨田 教授：系统治疗的快速发展，推动外科视角从传统的“解剖学边界”——肿瘤大小、血管侵犯、剩余肝体积，向前沿的“生物学边界”——肿瘤微环境、免疫应答和微小残留病灶（MRD）演变。肝癌治疗的核心矛盾是局部病灶可以切除、但系统性复发风险很高；前沿治疗的真正价值，不是让某个环节更“热闹”，而是让更多患者更早进入根治路径，并在术后更少复发。
新辅助和转化治疗给手术带来的核心改变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手术适应证的重构。“介入+靶向+免疫”三联转化方案，即局部介入（HAIC/TACE）快速降低肿瘤负荷、打破免疫耐受，抗血管生成药物改善血管正常化、重塑微环境，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激活T细胞提供持久系统性抗肿瘤免疫，可以最终实现肿瘤降期和“生物学降级”，把不可切除转化为可切除。我们中心联合国内一些大的肝胆外科中心于2019~2022年82例初始不可切除肝癌经联合治疗后成功转化切除，2年生存率达87.3%。合并门静脉癌栓（PVTT）这一历史“天花板”也被打破：通过强效降期、活性评估、挽救性切除三步走，原本只有姑息机会的晚期患者打开了通向治愈意向的大门。
第二，治疗顺序的重排。手术从“首选起点”变为“序贯终点”，转化成功后行R0切除可显著提升客观缓解率和长期生存获益，这一理念已写入《中国晚期原发性肝癌免疫联合靶向转化治疗专家共识》。
第三，疗效评估的革新。新辅助治疗利用完整的原发灶和引流淋巴结激发更强的系统性T细胞应答，同时提供体内药效学反馈，病理学完全缓解（pCR）和主要病理缓解（MPR）成为重要的疗效替代终点；CARES-009研究显示围术期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较单纯手术显著延长中位无事件生存（42.1个月vs 19.4个月），MPR率达35.1%，为中高复发风险可切除肝癌提供了高级别循证证据。
第四，围术期管理的升级。严重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可导致手术无限期推迟，抗血管生成药物会干扰止血与切口愈合，临床需要严格制定术前停药窗口（通常提前1~2个半衰期），并由药学团队全程管控药物性肝损伤（DILI）和药物相互作用（DDI），因为肝功能储备是任何治疗序贯的共同天花板。
当然，我们也应保持清醒：新辅助治疗存在疾病进展导致失去手术机会、药物毒性延迟手术的风险。关键并非简单盲目地扩大手术适应证，而是精确判断哪些患者可切、该切，且能真正从切除中获益。东西方理念的碰撞正在走向融合，在BCLC倾向保守与CNLC相对积极之间，转化治疗开辟出“灰色地带”的精准路径，这是外科与系统治疗协同演进的最大获益。
《肿瘤瞭望》：微创精准外科、联合综合治疗等新技术、新方案不断迭代，在您看来，当下肝癌外科治疗最具突破性的前沿方向是什么，未来会如何重塑肝癌整体诊疗模式？
杨田 教授：在我看来，当下最具突破性的方向不是某一项单项技术，而是“以外科为中心的肝癌个体化整合诊疗体系”的构建。外科不是孤立的终点，而是把筛查、药物、介入、影像、病理和随访组织起来的中心轴：围绕早期识别（争取外科治愈的黄金窗口）、精准手术（拓展切除适应证、守住肝功能边界）、复发预防（锁定远期生存绝对获益）三大系统，形成一条闭环的围术期整合路径。我们团队最近在Cancer Biology & Medicine发表的综述（被选为封面文章）系统阐述了这一体系框架。
未来将由三股力量重塑肝癌诊疗模式。一是生物学精准：转化治疗打破分期枷锁，实现“不可切”到“可切”的跨越；MRD指导下的动态复发防控，让“治愈”从抽象概念变为可管理、可监测的临床目标。二是科技赋权：基于三维重建与AI模拟的个体化手术规划、ICG荧光与术中超声多模态实时导航、机器人与腹腔镜微创技术、分子探针靶向显影、智能消融机器人等，将手术创伤降至最低、精度推向极致。但技术炫技不是目的，其终极价值是以最小创伤完成肿瘤切除，让患者更快、更安全地进入术后辅助治疗阶段。三是多学科聚合：外科主导、药学护航的围术期系统化管理是保障极致疗效的基石，包括ERAS多模式镇痛、免疫与靶向毒性的精准管控，甚至肠道微生态保护，因为完整的肠道菌群是维持PD-1抑制剂等免疫治疗抗肿瘤活性的关键底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与医工交叉的深度融合。我们正依托东方肝胆联盟（EHBA）建设肝癌多模态AI大模型（2026年3月启动），整合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代谢组等多组学数据，标准化影像与数字病理信息，建立不少于5000例的多中心队列，开发多模态融合算法构建生存预测与治疗响应模型，并嵌入临床工作流持续迭代。同时，ctDNA液体活检动态监测、功能化载药微球、冷热复合消融联合免疫、X射线诱导光动力治疗等医工交叉技术，正把复发监控和精准治疗推进到分子层面。
最终愿景是打通“早期识别—转化降期—精准手术—药学监护—复发预防”的围术期整合路径，让肝癌治疗从“可切除（Resectable）”走向“可治愈（Curable）”。在这一进程中，肝胆外科医生的角色也在重塑：从单纯的手术操作者（Operator），转变为连接肿瘤内科、介入科、病理与分子生物学、临床药学、肝病与感染科的临床中枢（Hub）。这既是我的恩师吴孟超院士、刘允怡院士等老一辈科学家开创的肝胆外科事业的延续，也是我们这一代外科医生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
杨田 教授
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 医院院长助理，临床研究院副院长、中心实验室主任，肝外一科科室主任、党支部书记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2024，首届临床杰青）；师从吴孟超院士、刘允怡院士，纽约西奈山医学院临床访问学者
-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青年学组副组长；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肝胆青年专家工作组副组长
- 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CC-IHPBA）秘书长、青年专委会副主任委员、转化医学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肝脏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 中国抗癌协会（CACA）理事、中西医肝癌整合分会副主任委员、整合肿瘤学分会常务委员
-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青委会副主任委员、肝癌专委会常务委员、胆道肿瘤专委会副秘书长
- iLIVER（ESCI收录）执行主编，《中国医师进修杂志》副总编，HBSN、HPB、HBPD Int、《中华消化外科杂志》《中华外科杂志》《中华实验外科杂志》等24本国内外期刊编委
- 第一或通讯（含共同）作者发表SCI论著、综述和述评225篇，IF＞10分50篇，总引用＞9800次，H指数50；30项研究被纳入CSCO、EASL、ESMO、APASL等国内外肝癌诊疗指南；连续6年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2024年全国外科领域排名第3）
- 军队青年科技英才、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上海市卫生健康学科带头人、上海市曙光学者、上海市杰出医学青年人才、上海市浦江人才、上海市青年拔尖人才、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
- 全国吴孟超医学青年奖（2012）、上海市青年医师最高荣誉奖“银蛇奖”（2015）、全国肿瘤多学科团队“整合诊疗奖”一等奖（2021）、全国生命科学创新创业领军人物（2024）、全国树兰医学青年奖（2025）、全国卫生健康行业青年创新大赛金奖（2026）、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科学家奖（2026）